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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召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赴京履新,为了填补上海市委书记的空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被调往上海担任“一把手”。“新官上任”的俞正声书记很快就着手针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进行调研了解。服务业改革,特别是金融业的大发展成为俞正声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2007年底,原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屠光绍调任上海担任副市长,分管金融,协管财政、税收。在当时,屠光绍调任上海被视为沟通中央与上海在推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问题上的不二人选。自此,上海在金融改革创新上如虎添翼。吉晓辉与方星海职务衔接之际,上海正在推动两件事情,“要政策”和“修内功”,一方面俞正声和屠光绍履新调研向中央要金融和航运改革新政策,另一方面,上海要从法制、体制、机制、税制等方面把阻碍金融发展的问题研究清楚,并加以“确权”。在国内多个城市争做金融中心的背景下,如何既保持金融创新能力,又能在不踩红线、不越雷区的情况下做好“先行先试”创新,一直困扰着上海的执政者,因此在法治环境下的“先行先试”成为了十分必要的制度保障。自2008年2月上海市成立“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立法领导小组”开始,该项立法调研工作已历时一年,此间多次征求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沪派出机构、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单位以及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的意见。2009年3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19号文)同年6月,《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出台成为中国首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地方条例。该《条例》按照中央和地方关于金融事权的划分,着重就金融市场体系、区域布局和基础设施、金融人才环境、金融创新环境、信用环境、金融风险防范和法治环境建设等作了规定。方星海曾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家政策与上海地方条例将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央政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会努力做到,但具体的工作需要地方条例来贯彻落实。”事实上,在国务院19号文的大盖头下,上海金融办明确推动了多项改革。例如,明确了一城一带(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的金融核心区域布局;争取了上海增值税改革和金融高管薪酬所得奖励等吸引海内外金融人才政策;推动国际板和私募股权机构等完善金融市场政策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上海金融办自身的改革。2009年8月13日,上海市正式对外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金融国资和市属金融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上海出台市属金融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意见》。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亲自担任组长成立上海市金融国资改革领导小组,来推动此项将历时五年的上海地方金融改革,该小组成员包括市委组织部、市金融工作党委、市金融办、市国资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部门负责人,而该小组办公室设立在金融办,彰显了其地位的重要性。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上海金融国资国企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开放性重组,吸引一批处于行业前列的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入驻本市,培育若干家主业突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市属骨干金融企业,逐步壮大金融机构体系’。”除了壮大上海金融机构体系之外,上海金融办也通过《意见》实现了“扩权”。《意见》规定,“按照(上海)本市国资委委托监管有关办法,由市国资委委托市金融办对国家出资的市属金融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及“市金融办根据相关法规和委托监管职责,负责研究制定金融国资监管的具体办法,实施对金融国资的具体监管”。“上海版”金融国资委的模式是通过两步来完成的:首先是将2.45万亿元的地方金融资产纳入上海国资委监管,使得地方国资委获得出资人身份和监管权责;然后通过“委托监管”的方式把出资人身份和监管权责授权给上海金融办,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地方金融办(或金融局)不仅仅是金融服务机构,成为了地方版的“金融国资委”。扩权后:改革阻力仍在尽管吉晓辉和方星海主政上海金融办期间尝试并践行了多项改革,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一些改革还是被拖延、搁置。上海金融办虽然实现了“扩权”,但在很多问题上仍然只能依靠“大声疾呼”来推动改革。“我们做金融创新改革的时候就是非常难的。”方星海说,像国际板这样重大的措施,虽然现在有很好的国际机遇,但其他方面也得考虑,比如国内的市场资金,以及交易机制、信息披露问题等。实际上,除了迟迟未出的国际板之外,包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金融高管税收优惠政策、石油期货等政策,均陷入难产的境地。早在2009年,方星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就表示:“在中央相关文件和精神的指导下,今年上海的确会推动REITs的发展,这也是上海金融创新、先行先试的具体表现。”然而时至今日,REITs已经变得杳无音讯。在欧美发达国家,作为一种金融产品,REITs已相当成熟。与其类似,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也是欧美国家较为成熟的保险政策。在2009年,方星海也曾表示:“今年会推出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的方案。”“国际板、税收递延养老产品和石油期货。这三件事情都是国务院19号文上明确写明白的。我们为什么不断地要提?因为落实国务院这个文件是我们的一项责任,我们不敢懈怠。”方星海坦言。他说,“为什么改革会那么难?因为各个方面都会牵扯到金融。我们国家经济在不断地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地提升,市场进一步完善,内在的要求非常强烈。所以我们也很有信心,只要不断地往前推,总是可以推出来的。”如何重塑地方金管格局?文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主任 刘澄 刘祥东地方金融办的设立,最初定位是代表地方政府,协调与金融监管机构和各类金融机构的关系。随后,地方金融办的职能逐渐充实,开始具备一些金融监管职能,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赋予地方金融办在培育金融产业、服务中小企业、支持小额贷款、实现农村土地流转等方面的职能。随着中国新一轮区域经济版图的形成,地方政府金融办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自身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大。目前代表地方政府履行地方金融国资企业出资人权力有多种类型:由地方国资委直接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权力、由地方金融办直接行使出资人权力、由政府控股的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力、直接代表政府出资等。出资人角色不同意味着监管标准和监管主体的不统一,而各监管主体之间也会因此存在角力和利益协调,这让地方金融国资监管的统一成为难题。地方金融办在实际运行与发展中存在的这些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地方金融办在职能定位上的不清晰。为此,地方金融办改革应以职能再定位为核心,重塑地方金融管理格局。第一,明确权责,划清监管边界。现在地方金融办的权责并不对等。目前给地方金融监管带来最大压力的就是民间融资、非法集资。比如,浙江当地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典当行等准金融机构共有900多家,“一行三会”的监管鞭长莫及,而这些都对地方政府构成非常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清晰的金融监管框架,合理划清中央和地方的监管边界,使得中央和地方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地方金融管理工作的重点要从争取资金投入转为地方金融协调和服务,以市场化的金融资源配置为主导,不干预金融机构的具体业务操作,依据地区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规律制定本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规划,着力加强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建设,为地方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二,建立统分结合的分层次管理体制。“一行三会”主要关心的是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宏观货币政策实施,虽然也为地方金融发展做了不少工作,但往往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此外,中国区域差异巨大,一刀切的监管制度可能并不适合所有的地方,反而会打乱地方原有平衡。因此,可以考虑建立统分结合的分层次管理体制,根据各个地方文化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信用状况,制定具有差异化的监管策略。在统一监管规则下,由中央和地方分别实行监管的模式,对于一些准金融领域或者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适当下放给地方,相应的风险责任也落在地方,形成大统一、小分权的监管格局。第三,以金融生态建设为重点,构建地方信用管理体系。地方金融办要以提高地方金融竞争力为核心,从全局的角度整体推进金融生态建设。其中,信用体系建设无疑是金融生态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对于提高地方金融服务质量、保证金融企业贷款资产质量、促进信贷资源的有效分配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应赋予地方金融办地方信用管理职能,要把信用体系规划、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信用监管纳入工作职责。(中国经济周刊)1 2上一页下一页
中国台湾网1月11日消息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民代选战民进党内部上演内斗戏码。在高雄市,陈致中先发表“陈水扁公开信”指郭玟成无情无义,又在脸书发《菊姐与我》要向陈菊讨昔日人情,昨天连吴淑珍也炮轰陈菊。据台媒了解,陈致中投入高雄市第九选区民代选战,在绿营铁票区争抢民进党提名的郭玟成票源,已对郭连任之路造成极大压力。陈致中藉陈水扁公开信,直指过去陈水扁曾三度为郭玟成夫妻助选,怨叹陈水扁坐牢至今,郭却不曾探过监,指其“无情无义”。另外在宜兰县,台湾法务主管部门前负责人陈定南的儿子陈仁杰在脸书贴文,批判民进党民代候选人陈欧珀“薄情寡义”。陈定南当年参选县长,因贿选输给国民党籍参选人吕国华,败选后不到一年陈定南过世;他的儿子陈仁杰在脸书批判陈欧珀当时拒绝出面替陈定南澄清。
环球网1月11日消息,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11日社评,原题《马英九与蔡英文不同之处》,全文摘编如下:马英九与蔡英文的最大差异就在“国家认同”与对大陆的立场,国、民两党在执政时期两岸关系发展有着天壤之别,也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距离2012年大选仅剩3日,国、民两大党候选人马英九与蔡英文正卯足全力争取选民支持,究竟马英九与蔡英文的不同之处何在?我们试着作比较分析,希望提供全体选民参考,并作出最明智的选择。首先,就“国家认同”而言,马英九坚决维护“主权”,并依宪法施政;蔡英文则于2010年5月26日于台湾《自由时报》公开表明“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而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等主张,据了解都是出自蔡英文的研究建议。显见马英九与蔡主席的“国家认同”有极大差异。其次,就两岸关系而言,马英九主张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发展两岸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蔡英文则主张两岸关系“和而不同、和而求同”,截至目前为止,大多数台湾民众还是不了解这八个字的真正意涵为何?相较而言,马英九对大陆的政策明确;蔡英文的大陆政策则相当模糊。第三,就两岸协商而言,马英九主张海基、海协两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对等协商”,截至目前为止,两会一共举行过7次会谈,签署16项协议;蔡英文在民进党执政八年期间,担任“陆委会主委”及“行政院副院长”,两岸协商始终没有恢复,许多攸关两岸民众福祉之事,包括两岸直航与大陆观光客来台等事项,都无法透过协商来解决。第四,就“九二共识”而言,马英九主张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展开两岸协商;蔡英文则从民进党执政时期就不承认“九二共识”,截至目前为止,她仍不承认“九二共识”,在两岸没有协商基础的情况下,蔡英文不太可能与大陆展开协商。以上四点就是马英九与蔡英文的最大不同,由于两人的“国家认同”与大陆政策有天壤之别,使得2012年的大选成为两岸关系和平繁荣还与紧张对抗的选择;两岸协商解决问题还是进行意识型态之争的选择;最后就是“九二共识”存在与否的选择。自2008年马英九执政这三年多来,两岸关系迈入和平繁荣的坦途、台湾经济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根据去年瑞士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2011年世界竞争力”报告,台湾在59个受评比地区中排名第6,排名前进的主因为稳定的台海关系、两岸贸易的扩大、企业投资与民间消费的信心增加。至于2000至2008年民进党执政时期,因为两岸关系紧张,2001至2007年台湾经济平均成长率仅4.2%。事实上,两岸和平繁荣不仅对台湾的企业有利,也对劳工与中南部的农渔民有利。对劳工就业的增进而言,企业有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才愿意继续投资兴业,有了投资才能为劳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才能为政府创造税收,所以两岸关系改善后,台湾劳工也能因企业投资增加而有较多的工作机会。至于对中南部的农渔民而言,海基、海协两会签署ECFA后,为台湾农渔民开拓大陆农渔产品市场,有了更多的商机可供选择,去年1至10月台湾出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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